台灣糖業的歷史

一、台灣糖業的起源

台灣糖業的發展起源於中國,但是根據考證,製糖的原料—甘蔗的原產地並不是在中國,一般認為它是產於印度或者是中南半島到印度一帶,在古代這個地方被東方人稱之為「西域」。大約在西元前一世紀左右,甘蔗才傳入了中國。而相傳中國的製糖技術也是來自於西域地區,唐朝的第二個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西元五百九十九年至六百四十九年)時期才派人將製糖的方法傳入了中國。

而台灣製糖業發展的起源,相傳是在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的崇禎年間(西元一六二八至西元一六四四年),崇禎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西元一六二九年),陝西省一帶鬧了一場大飢荒,老百姓沒有糧食可吃,甚至到了吃土止飢的地步,但是一些地方上的貪官污吏,照樣向百姓們催租逼稅,老百姓最後忍無可忍,因此在陝西等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的情形。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有些難民渡海移居到了台灣,因而引進了甘蔗在台灣種植,那是距今大約將近四百年前的事了。而後在十七世紀的初期,歐洲的大航海時代開啟,當時的歐洲各國紛紛興起了海上冒險的活動,乘船橫渡全球各大海洋,探索世界各地,希望藉此發展海外的商機,當時的荷蘭人來到了台灣,見製糖有利可圖,而且發現台灣的土質與氣候極適合甘蔗生長,因此更激發了台灣大量種植甘蔗的開始。

台灣糖業的蓬勃發展始於十七世紀開始,大致上可以區分成下列幾個時期:

(一)荷印時期

十七世紀歐洲的大航海時代開啟,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西元一六二二年為了對亞州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而在中國沿海的澎湖島築起了一座城堡,以作對亞洲通商貿易的據點,但是由於當時的澎湖是中國明朝政府在季節性駐守防汛的汛地,因此明朝並不允許荷蘭人在此地建立堡壘,荷蘭人占領了澎湖兩年的時間,明朝與荷蘭幾經交涉失敗之後,於是派遣了由福建總兵俞咨皋率領的軍隊包圍了荷蘭人的城堡,迫使荷蘭人在西元一六二四年將據點轉而到達當時尚未有實質政府統治的福爾摩沙島(今臺灣島)上的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設立一處新的據點,這也開始了荷蘭人佔領臺灣的時期(西元一六二四年至西元一六六二年被明朝的延平郡王鄭成功打敗為止),稱之為「台灣島荷蘭統治時期」。荷蘭人佔領臺灣的目的除了是為了對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與東南亞地區從事商業貿易行為據點的樞鈕,另一個目地在阻斷馬尼拉(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荷蘭人佔據台灣的這三十餘年間,雇用以台灣的原住民和從海峽對岸遷徙來台灣定居的漢人作為廉價勞工的來源,致力於生產他們所仰賴於出口貿易的商品—「糖」。當時的砂糖是一種奢侈品,只有富豪才吃得起,利潤十分的可觀,因此荷蘭人當然也要積極從事砂糖的貿易。剛開始時是將砂糖從中國輸入台灣,當時台灣主要的輸出貿易內容就包括砂糖、鹿皮、鹿肉、鹿角、黃籐與白米,而轉口貿易內容則包含了荷蘭的金屬、藥材與巴達維亞的香料、胡椒、琥珀、麻布、棉花、鴉片、錫、鉛,還有中國的絲織品、陶器、黃金、蠶絲。

但是過了不久,荷蘭人發現台灣的氣候極適合甘蔗的生長,因此決定在台灣廣種甘蔗,自己生產砂糖,並從中國內地招募大量漢人來台開墾,由東印度公司提供所需的土地、農具、資金與甘蔗種苗…等等,到了西元一六五八年,台灣糖的輸出量已經足以供應日本與波斯的需要,還增加了巴達維亞(即今日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做為輸出對象。也由於荷蘭人的鼓勵,蔗糖和稻米成為當時台灣最主要的外銷農產品,也為台灣的糖業奠定了大致上的雛型。

(二)明鄭時期

延平郡王鄭成功在西元一六六一年率領了他的父親鄭芝龍的舊部屬橫渡了黑水溝(台灣海峽)來到台灣,並在隔年(西元一六六二年)擊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南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的駐軍進而接管了台灣。

鄭成功成功開台之後,為了確保民生問題能夠自給自足,於是頒布了「屯田制」(戍守與屯墾並行),實施農兵合一制度,鄭成功軍隊開墾的範圍向南延伸到二層行溪(今高雄縣二仁溪),往北則曾經到達曾文溪畔。根據史料紀載,鄭成功時期的諮議參軍陳永華(民間相傳他化名陳近南,開創了反清團體天地會)曾親自到南、北二路各社原住民部落,推動獎勵開墾荒地,栽種糧作並種植甘蔗煮糖,大致上沿襲了荷蘭人據台時期在種植甘蔗、製作蔗糖方面的規模,並鼓勵加以擴張;而後鄭成功更遣派軍師劉國軒到大陸內地地區大量輸入甘蔗種苗,種植在台南平原(也稱為嘉南平原,北起彰化,南至高雄)上,並且請漳州、泉州的製糖名師渡海來台指導製糖方法,在明鄭時期的大力推廣與獎勵之下,當時台灣所生產的蔗糖品質遠遠超過大陸的福建、廣東各省。

由於鄭成功向來以反清復明為志業,為了反清復明,鄭成功的軍隊需要極為龐大的經費支援,鄭成功還因此訂下了蔗糖必須由政府專賣的規定,十分重視蔗糖的生產。但是在鄭成功之後的鄭經時期,參與了三藩之亂(清康熙十二年至清康熙十九年),因為軍糧所需,對於稻米的重視遠勝於蔗糖,而將大片甘蔗田廢除改為種植稻米,蔗糖的產量頓時銳減了八成,此一時期可說是台灣糖業的一段黑暗時期。

(三)清朝時期

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清朝派施琅在澎湖海戰中擊敗了鄭氏王朝,征服了台灣,鄭經之子鄭克塽降清之後,台灣的版圖 正式納入了清朝的國土。剛開始滿清政府在初期對台灣的經營並不是 很積極,因此對台灣的製糖產業也就沒有特別的約束與管制,而是採取了懷柔與放任的政策,因此台灣的糖業在當時雖然沒有政府的鼓勵,只因為鄭成功時期有了良好且穩固的基礎,加上當時大陸內地漢人來台灣開墾的人逐漸增加,台灣糖的產量與品質是不減反增。

後來,由於清廷在台灣的開墾工作,屢次遭受到原住民的襲擊與反抗,且因耕地逐漸延伸到原住民所居住的山區,因此常與原住民為了山坡地的買賣或租金問題發生糾紛,甚至出草殺人,為了解決此一棘手問題,清廷乾脆大舉開放大陸沿海一帶地區漢人移民來到台灣開墾,對於推動台灣砂糖生產轉為積極,對於來台耕作的漢人不但一律允許,還供給牛畜牲口及資本等優惠條件,並減輕賦稅,大力地在台灣推展製糖產業。

清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清朝在派兵平定台灣朱一貴抗清事件時,閩浙總督愛新覺羅滿保曾向台灣統領部隊的南澳總兵藍廷珍下令說:「廍統兵向南路打狗港(今之高雄)攻入台灣,登岸則旱田百餘里,蔗林夾道,處處可容伏兵,非焚燒剷平未便輕進」。之後,清代官吏藍家州上書:「台民以蔗為生,糖貨之資利上江浙,一旦變則以終歲勤動,不得養其家口、竊於心不安」。清軍於是才改由中路進兵,南路特產的甘蔗才得以免於摧殘。由此可見當時台灣南部種植甘蔗田及製糖的盛況。

清康熙末年,台灣糖的外銷除了日本之外,也運往中國的上海、天津及蘇州…等地,而且逐漸擴展到了渤海沿岸一帶,一直到華北地區的糖也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台灣生產的糖。清嘉慶五年(西元一八零零年)以後,歐美各國競向遠東地區拓展貿易市場,清朝政府為迎合國際情勢,積極與外國通商,當時台灣砂糖的產量急速爬升,糖業發展又更加地興起。清道光十三年(西元一八三三年)台灣的對外貿易與日俱增,每年載運台灣糖到天津的船隻達到二十餘艘。根據史料紀載,清咸豐六年(西元一八五六年),僅僅運往華北一帶的台灣糖就有約十六萬擔,其中三分之一為白糖,三分之二為赤糖。

清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零年)英國洋行分別派遣代表來台綜理商務。同年清朝政府在台灣的安平(今台南)、淡水(今台北)增設通商口岸,清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又開了打狗(今高雄,平埔族語音譯,「打狗」是竹林的意思)與雞籠(今基隆,因雞籠山而定名)兩港,並建立了雞籠港(今基隆港)海關與外國通商更加積極。清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澳洲墨爾本砂糖公司派員到打狗(今高雄)訂購大批砂糖,需求的增加使得糖價大幅上揚。清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西印度群島的甘蔗及法國的甜菜嚴重歉收,世界食糖的產量供不應求,價格再度飆高,台灣在高價的刺激下砂糖的產量大幅增加;到了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零年)時,台灣全島的產糖量已達到了七萬三千公噸,出口量更創下台灣砂糖生產及出口量的空前記錄。

清朝光緒年間是台灣糖業波動幅度最劇烈的年代,清光緒六年台灣糖的生產量及出口量創下了空前的記錄,但是在清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年)中法戰爭開始,安平、打狗等二大輸出港口被法國的艦隊封鎖,砂糖輸出遭受阻礙,台灣糖業發展也為之受挫;清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台灣糖大豐收,卻也導致糖價大幅下跌,因此有許多外國的糖業商人競相來台搶購,再使台灣糖價跌至谷底;第三次的大震盪是在清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台灣發生一場暴風雨,吹垮了蔗農的心血,沒有甘蔗可供製糖,加上滿清政府增收釐金稅,使製糖的成本加重,輸出亦大受影響。之後英國糖商與澳洲糖商相繼退出本島市場,接著美國對於進口的糖又課以重稅,讓台灣製糖產業雪上加霜,從此台灣糖對美國的行銷通路中斷,僅能銷售到香港和日本而已。種種這些因素使得台灣糖的產量大幅縮水,此時的生產量創下了自西元一八七零年到西元一八九四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經過五、六年的巨大跌幅,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台灣糖的輸出更受阻礙。翌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糖業便轉入日本人的手中。但是, 雖然經過許多次的大幅震盪,台灣糖業依然在重重艱難之下屹立不倒,全台灣的糖廍還是在困境中吐露新芽、開枝散葉,直到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前全台灣的糖廍已經擴張到了一千二百七十五所,而台南就是當時台灣糖業的大本營。

清代從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清朝水師提督施琅於澎湖海戰中大破鄭軍艦隊征服台灣之後,一直到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這二百餘年之間,台灣糖業經過了多次的震盪與波折,但是依然發展出各種形式的「糖廍」。

「糖廍」有分成幾種類型:例如「牛掛廍」、「公家廍」與「頭家廍」…等等。

  1. 「牛掛廍」:

牛掛廍是由蔗農所組成,大多屬於缺乏資金的佃農,其目的專為壓榨自己種植的甘蔗。牛隻的役力是其糖廍的動力來源,轉動石磨要把三隻牛掛在一起,壓完了一桶蔗汁馬上和另外三隻牛換班,就這樣相互輪流,這三隻牛所構成的一個單位就叫做牛掛(又叫做牛犇)。普通牛掛廍一般需要五掛至十掛,即要十五隻至三十隻牛。提供牛掛或牛隻份之農民叫「牛掛人」或叫做「廍腳」,全部廍腳叫「廍眾」,其人數從十人到四十人不等。由這些廍眾提供牛隻,利用牛隻推動石磨榨糖,用蔗農自己栽種的甘蔗作為製糖的原料生產,但是由於資金不足,常需向地主或商人借貸,地主或商人則常利用高利貸等方式使牛掛廍負債,進而收購合併他們。

  1. 「公家廍」(又稱公司廍):

公家廍則是由商人合資入股的糖廍,以現金投資合股成為一個組織,股主不一定是蔗農,所壓榨約甘蔗都由外面購進,或是接受寄硤

(委託壓榨),無論收購原料或承受寄硤,都以共同的資金或記帳辦理,並設有頭家來管理。

  1. 「頭家廍」:

頭家是閩南語「老闆」的意思。頭家廍是由具有相當財力的地主或商人獨自投資設立的糖廍,有「大租廍」與「小租廍」之分。由頭家向蔗農購買甘蔗作為原料製糖或接受委託製糖,在糖廍內所需要的勞動力,除了割蔗工人由蔗農自行負擔外,其餘人工及榨糖的一切設備使用均由廍主供給,蔗農對廍主的租金則採用分糖制,不用現金支付。

由於頭家廍的方式較不易起爭端,因此逐漸成為清代製糖的主要形式,這種經營製糖的模式尤其是台灣在清咸豐十年正式開安平、淡水港通商之後,特別的顯著。

(四)日治時期

日本是個愛吃糖的民族,但由於本身土壤與氣候條件的關係,甘蔗並不適合在日本內地的土地上生長,而因為地理位置相近的關係,日本和台灣糖的淵源頗早,在占據台灣之前每年就從台灣進口約一千萬日圓的糖,因此在統治台灣之後就馬上開始積極發展台灣糖業。

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在隔年的四月十七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與清廷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取得了台灣的統治權,台灣島被迫割讓給日本,台灣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殖民地生涯,日本則接掌了台灣的糖業。由於日本是近代最後一個躋身殖民帝國的國家,其帝國主義型態和西方由資本主義主導的殖民主義政策大相逕庭,由於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法在台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日治初期,是由台灣總督府全權主導殖民地的開拓與規劃。

起初,日本工業技術還不成熟,因此只能在現有糖廍的規模和經營模式下進行改良,淘汰用牛隻推動石磨壓榨製糖的方式,改為機械化製糖,因此稱之為「改良糖廍」。當時大部分的糖廍資本仍以台灣人為主。「新式製糖」業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最重要的一項產業,西元一九零二年台灣總督府為了貫徹發展台灣的糖業政策,先後提出了「糖業改良意見書」與「台灣糖業獎勵規則」…等,其主要內容有資金補助、確保原料、市場保護等優厚的獎勵措施,希望藉此吸引日本資本家到台灣投資設廠以加入製糖產業,日本官方並成立了「臨時台灣糖務局」,利用這些政策激勵了不少糖商投入新式製糖的行業,台灣總督府的扶植台灣糖業計畫正式展開。在西元一九零零年十二月日本三井財團在台灣總督府的協助之下,在東京成立了「台灣糖業株式會社」,成為台灣第一所新式製糖的公司,在西元一九零二年又在高雄橋仔頭建立了第一座新式製糖工場。

西元一九零三年,日本人在「日俄戰爭」中打了勝仗,日本企業界頓時活躍起來,有些企業家更將腦筋動到台灣身上,將大把資金挹注在台灣的製糖產業上,在大魚吃小魚,以及強勢政權助長的鯨吞蠶食之下,日本資本家意圖壟斷了台灣的製糖產業。首先,台灣總督府在西元一九零五年公布的「製糖所取締規則」中,將台灣人經營的舊式糖廍排除在獎勵之外。然後將台灣原有的舊糖廍、糖間,以及他們所擁有的蔗作田園等逐一吞併或加以消滅,接下來就是併吞了台灣糖業四大家族(王雪農家族、陳中和家族、林本源家族、辜顯榮家族)所設立的製糖會社的新式製糖工廠、改良糖廍及其蔗田。大致在西元一九零七年到西元一九二零年之間,台灣的所有製糖產業均被日本大企業吞併殆盡。

話說這些台灣人合組所設立的新式製糖工廠被併吞的例子,最早且與花蓮糖廠關係最密切的就是台南富商王雪農所經營的新式製糖工場。當時王雪農邀集其他台灣商人籌資,以資本額卅萬日圓在台南的鹽水鎮籌組了「鹽水港製糖會社」,王雪農自任董事長,日壓三百五十噸,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新式製糖會社。「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壽命並不長,西元一九零三年十二月創立,西元一九零七年三月十八日就被日人荒井泰治、堀宗一、安部幸兵衛…等人,依據日本商法加以增資(如同今日將有限公司增資入股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提高資本額達到五百萬日圓,擴充為日壓五百五十噸之工場,並改組成為「新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由日本人強制收購,由荒井泰治擔任社長,而王雪農便成了日本資本獨佔台灣製糖產業的第一位犧牲者。

西元一九一零年「新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了「高砂製糖株式會社」(高雄旗山糖廠的前身),資本額增為七百五十萬日圓。西元一九一一年前後,日本資本家大舉在台灣設立新式製糖工廠,且在政府的政策保護下,改良糖廍受到嚴重挑戰,再加上西元一九一一與西元一九一二年兩次強烈颱風的摧殘,改良糖廍一蹶不振,因此逐漸被新式製糖工廠所取代。西元一九一四年「新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再合併「台東拓殖製糖株式會社」,到了西元一九一七年更名為「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資本額已達到一千一百二十五萬日圓。

「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是以開發台灣東部花蓮港一帶為目的而設立的,「大和村」也就是在此時建村的,西元一九二零年東部糖業開發工作告一段落,再改回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西元一九二一年在花蓮地區設立了「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花蓮港製糖所大和工場」。西元一九二五年因為引進新的甘蔗品種,加上蔗農努力耕作,當年的台灣糖產量便創下新的紀錄,日本昭和二年(西元一九二七年)二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再合併「林本源製糖會社」。到了西元一九二九年台灣糖已經可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在西元一九四一年間,台灣已經擁有新式糖廠五十座,每日壓榨量達七萬零一百二十噸,是台灣糖業發展最興盛的時期。西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台灣的大量勞工被帶往戰場,蔗糖生產也大受影響,蔗糖產量急速下降,而台灣的製糖工廠也在戰爭中遭受飛機猛烈的轟炸。

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立即接收日本人所留下的各家糖廠,民國三十五年政府合併了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簡稱「鹽糖」)、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簡稱「日糖」)、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簡稱「台糖」)與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簡稱「明糖」)在台灣的資產,正式成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而「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日本內地的資產則更名成為「鹽水港精糖株式會社」存續至今。

由於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對製糖產業的獎勵政策與製糖會社對於土地的積極開發經營,各家製糖株式會社因此無償取得眾多的土地,這也成為日後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大批土地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