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同心初相遇（上）

文/馬蘭阿美山海原音文化藝術團團長羅福慶講述，葉淑綾計畫團隊整理

圖/葉淑綾計畫團隊

在2020年7月13日於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舉辦的「黃貴潮先生紀念座談會」上，羅福慶開始演講前，在杯子裡添滿清酒，並用阿美語與黃貴潮（Faki）對話，跟他告知座談會的流程，並向他祈求祝福，互動過程呈現出羅福慶和黃貴潮兄弟般的情感，彷彿Faki親臨現場與他對話一樣。

羅福慶回憶到他在1980年代擔任職業軍人在軍中服役時，遇到了在故鄉找不到存在意義而選擇北上工作的黃貴潮，兩人在一場演講中初相遇，不相識的兩人因為想法相似，彼此相知相惜，羅福慶形容他們的相遇是神的旨意，談話從時事八卦到族群議題，雙方的見解常有志一同，很快地便成為了忘年之交。二人常流連舊書攤或是到圖書館翻閱文書，想要透過書裡的資料與上一代連結，羅福慶專門找尋語言相關的資訊，黃貴潮則是對社會議題有深厚的興趣，每每討論到族群存亡的話題，兩人總是感嘆國家主義打壓了族群生存的空間，期盼能出現更多關心族群文化存亡的人。

羅老師當時雖然在軍中，但放假時黃貴潮會帶著他到山海雜誌社跟學者們討論與原住民族群相關的議題，黃貴潮在那裡擔任被諮詢的角色或是書寫文章的作者，這段回憶對羅福慶來說依然記憶猶新。後來黃貴潮到中央研究院從事學術研究，有許多口傳文學的錄音檔需要完成逐字稿，於是找羅福慶、賴國祥和林侃範來幫忙。羅福慶開玩笑說「Faki比較偏心，好打的他拿去打，那個故事比較怪怪的都叫我打啦，所以我打的都不會出版，我打我寫的那些可能比較不適宜這個社會出版，因為有些是限制級的，所以Faki都會分配給我打。」這段回憶令現場聽者無不捧腹大笑。

當時北部開始興盛豐年祭的活動，羅福慶常會租車或是乘車帶Faki一起參與，慢慢的當地領袖開始與黃貴潮熟識，又因為黃貴潮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發表文章闡述想法，越來越多學者專家與學生會拜訪黃貴潮的住處，原本多是兩人相處的時光變成不再只有兩個人，「我每次找他，我變成很寂寞，為什麼，都有很多學生圍著Faki，我變成在旁邊倒茶。可是我這個嘴巴也不是很好，有時候會插話，Faki也會很生氣。」從羅老師的表情看來，那段時間他真的覺得相當孤單。

後來羅福慶開始從商並回家鄉馬蘭結婚，而黃貴潮則繼續留在台北，過不久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完成後轉職到東管處，當時黃貴潮的住處剛好離羅福慶的住家相當近，兩人又開始了以往的連結，「他每次一通電話，我就騎腳踏車過去找他，結果我有一次騎了一台五千塊很貴的腳踏車去，回家的時候前輪不見了，有人喜歡那個車子，可以拆就拆走了嘛，我還跟Faki講，為了看你齁，你要賠我一個前輪。最後只好扛著腳踏車回家，自己再買一個輪子。」這些互動顯示兩人深厚的情誼。後來Faki主要的工作是接學校或是公家單位的計畫來賺取生活費，羅福慶提到「我每次要給他申請急難救助，Faki非常有個性，都說『我不要，我自己會賺錢』，這樣浩然的骨氣令大家敬佩。」

在音樂創作方面，羅福慶說他剛開始不知道Faki做那麼多唱片是做什麼樣的歌曲，Faki只告訴他一句：「我做的歌不多，我是在做旋律。」後來才了解這句話背後的涵義是多麼艱辛不容易的工程，Faki創造了那一個時代原住民音樂的「風格」，影響了當時許許多多的原住民音樂家，即便到現代這份影響依然持續存在著。

在黃貴潮的生命中有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在他晚年時，因為有唱片公司想要成立專門製作原住民音樂的公司，當時推薦Faki擔任董事長，公司輾轉貸款了很多錢，過不久因為經營不善倒閉，結算後還欠三千多萬的稅，這些錢全部得由Faki負責償還，「在2003年，我們要到英國表演之前，他被管收了大概半年，地檢署的人一來一確認身分就把他帶走了，我覺得有一點粗魯，那時候我剛好買了一件新衣服，就脫給他穿著移送到台北。」羅福慶認為當時地檢署的人相當不盡人情，沒有事先告知，人來了就直接抓走，完全沒有準備的時間。